一、活動時間
6月17日，星期五上午
二、活動地點
馬克思主義學院207辦公室
三、參加人員
綱要與概論教研室教師
四、原著名稱
《大國之基》
五、主講人
李文敏
六、主要內容
本次原著分享主要圍繞“鄉村振興戰略”這一中心議題，系統闡述武漢大學賀雪峰教授以實地調研為基礎，從社會結構、鄉村建設、土地制度、鄉村治理、及組織再造五個方面，透視了中國農村發展過程中的實際情況，并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
（一）作者主要觀點
當前中國仍然處在快速城市化的階段，中國農村發展十分不平衡，農民也出現了巨大分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顯然不是要對已經得到較好發展的鄉村和具備較好發展資源條件的鄉村進行錦上添花式的建設，而是要著力為占中國農村和農民大多數的中西部一般農業型農村地區雪中送炭；顯然不是要為具備進城能力的農民提供更多利益，而是要為缺少進城機會與能力的農民提供在農村生產生活的保底條件。鄉村振興戰略尤其不是也不能是為資本下鄉、城市富人下鄉提供市場通道的政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農村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蓄水池，基本保障是不能市場化的。顯然，鄉村振興上戰略就是要著力解決好城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二）主要內容概要
1．社會結構篇
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特征：第一，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農村，村莊熟人社會產生了一個強有力的富人群體，這個富人群體導致村莊社會結構出現極化效應，并因此對村莊治理產生巨大影響；第二，改革開放以來，對農村社會結構影響最大的是沿海地區的鄉村工業化和2000年以后驟然加快的城市化，形成“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第三，沿海發達地區農村在熟人社會中產生的經濟分化和社會分化層極大地影響和改變了鄉村治理的面貌；第四，中西部地區農民進城，留下農村獲利機會，使農村社會內部自發形成了一個數量不大結構位置卻極為重要的“中堅農民”群體；第五，中西部農村農民進城本身具有很強的手段性，即城市獲取就業機會與收入，而非完全進城生活；第六，中西部農村開放性結構，即農戶收入越來越依靠城市務工經商收入，以及農戶可以在城鄉之間自由選擇就業；第七，當前中國允許農民自由進城，但限制城市資本下鄉占用農民宅基地的政策，實際上是一種保護型的城鄉二元結構。
2．鄉村建設篇
保底的鄉村建設步驟：第一，應當將國家主要財政支農資源用于對大多數一般農業型地區農村的農民的服務上，為他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而不是用于也不可能
用于讓他們在農村致富；第二，國家資源下鄉一定要重點用于提高農民的組織能力，而不能直接補到農戶了事；第三，一定要充分利用土地集體所有制和村社組織制度的優勢來適應農村生產力變化的形勢，為農民提供最好的服務；第四，要注意推進農業機械化和推廣各種輕簡便農業技術，以降低農業生產的辛苦程度；第五，要注意農村文化建設；第六，要善于利用各種制度創新來失去鄉村建設，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第七，國家要為農村提供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基本公共服務；第八，要善于利用農村社會中既存組織資源進行建設；第九，要利用從村莊外出鄉賢的力量搞建設；第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鄉村建設中的作用。
3．土地制度篇
為什么農村宅基地應當保留一定的資源冗余？第一，保留農民進城失敗的返鄉退路。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能所有進城農民都可以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與收入并體面安居，而幾乎必然會出現大量進城農民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進城失敗的情況。一旦進城失敗，他們就可以返回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在農村過熟人社會中的體面、安逸、悠閑的生活。正因進城失敗可以返鄉，中國才沒有出現進城失敗農民在城市的漂泊聚集的現象，也就沒有出現發展中國家通常都存在的大規模城市貧民窟；第二，是保持中國社會政治穩定的關鍵。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結構已深深嵌入世界經濟體系，也就嵌入到世界經濟周期中。這樣的經濟周期一定會有周期性的風險，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造成中國大約兩千萬農民工失業，這就意味著兩千萬個農民家庭失去收入來源。但是農民選擇返鄉，回到農村“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時間”，生活成本低即“多擺一雙筷子”。中國具有極強的應對經濟周期的能力，不會因為出現了經濟或金融危機而造成社會危機、政治動蕩。這正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在快速經濟發展中保持了高度社會政治穩定的關鍵。
4．鄉村治理篇
影響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兩個重要變量：一個是鄉村社會本身和鄉村管理體制或制度。從鄉村社會本身來看，當前中國農村正發生巨大分化，不同地區的農村差異很大。大體來講，可以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農村勞動力人口流出，留在村莊的農民仍然從事傳統農業的中西部農村地區。這些地區的農業雖然與傳統封閉型農村也有差異，卻仍然保持了傳統農業的主要特征。另外一種是農村勞動人口流入村莊，工業化程度很高，農民收入主要來源自二、三產業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農業。這些農村已經成為沿海城市帶的一部分，從農民收入、就業到農村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居住方式等都與傳統農村有極大差異。某種意義上已接近城市或就是城市的組成部分。這樣我們就可以將中國農村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人口流出的農業型的以中西部地區為主的傳統農村，一種是人口流入型的已經完成工業化的以沿海發達地區為主的城市化了的農村。
當前農村基層治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上級要求太高太具體，造成了全國農村基層組織普遍的空轉與形式主義，導致了農村基層治理的嚴重內卷化。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是對基層治理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事后追究。為保障治理有效。尤其是國家收入資源的有效使用，采取的辦法是“防火“。針對基層治理實踐中，想要保證國家輸入農村資源的絕對安全，就可能極大地損失資源使用的效率；而如果完全信任村干部或村社會共同體，不加限制地輸入資源，村干部就可能貪占濫用國家資源。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尋找平衡。一方面要對資源使用進行規范，一方面又必須給基層治理一定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允許基層治理有相當靈活的空間。一旦基層治理中出現了嚴重問題，這個時候紀檢監察機構就可以介入進去”救火“。
5．組織再造篇
鄉村振興是一個戰略，非一個短時期的政策，鄉村振興的前提必是將農民組織起來，否則，將由國家直接面對億萬小農戶，無論國家如何支持農村，國家也絕不可能完全滿足地域極其廣大、情況千差萬別的農村發展需求。將農民組織起來的最有效辦法是利用當前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通過科學設置集體土地的權利，使所有農民利益與土地聯系起來，并造成對村社集體的賦權，從而重新激活村社集體，提高村社集體“算平衡賬“的能力，真正將農民組織起來。
可以在兩個層面將農民組織起來，是通過“三權分置“即”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來培養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化解農村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業困境。這兩個層面分別是將所有農戶提供集體層面的農業公共服務；第二個層面則重在重新將農民組織起來，真正讓農民成為建設其美好生活的主體。第一個層面，為農戶提供農業公共服務，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共同生產和統一經營的問題。可以在五個方面回應農戶的農業生產需求：其一，可以比較有效地解決農地細碎化的問題。其二，針對當前農村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分離，土地經營權過于細碎以及地塊過于分散的問題，由村社集體統一（有償）收回外出打工者退回的土地經營權，再按本村社成員優先原則進行土地經營流轉的招標，可以將（有償）收回的土地承包權按便利生產原則進行整合，從而防止當前農地流轉中的無序問題。其三，可以為農戶提供統一的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其四，可以為退出土地經營權的農民保留承包權，提供退出經營權的補償，以及提供隨時返回農村種地的保障。其五，不再種地農戶退出的土地經營權為仍然留村種地農戶提供了廣大土地經營規模的機會，從而孕育出一批村莊中的新”中堅農民“。
（三）精彩書摘：互助養老的構想
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非親即鄰。村莊同時又是一個倫理共同體，是村民獲得意義感的場所。村莊還是農民共同生產與生活的場所，是人情往來的單位。任何一個喪失生活自理能力老年人的悲慘處境都會在村莊引發輿論事件，引發心理反應。
在當前中國城市化背景下，在村莊生活的主要是老年人，村莊老年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一是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低齡老年人占到整個老年人群體的80%，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占全村老年人的比例低于10%。
我們又知道，在當前農業機械化早已普及的情況下，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種自家承包地，每年農忙時間最多也就兩三個月，有大量農閑時間，他們可能利用農閑時間到附近務工，或經營副業。
傳統時期乃至進入21世紀之前的所有時期，總體來講，村莊都是封閉的。進入21世紀后，中國城市化加速，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進城，農村出現了普遍的“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家計模式，而且出現了進城務工經商農民年齡大了仍然要返回家鄉種田的情況。以農民家庭長期分離為特征的狀態，使得傳統時期以家庭為基礎的養老難以維系。因此，在當前時期，推動農村互助養老就有了強烈需求，也有很大的可能性。
具體來講，在一個有250名老年人的農村，如果有200名身體健康、具有勞動能力的低齡老年人，有15～20名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高齡老年人，則完全可能以村莊為單位，將低齡老年人組織起來為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提供基本照料，提供照料服務的低齡老年人可以獲得一定的服務補貼，同時所提供服務的時間以“道德券”形式存入“時間銀行”，待需要時可以將“道德券”從“時間銀行”中提取出來獲得相應照料。被照料的高齡老年人的子女承擔一定服務費用，國家給互助養老一定的資金補貼。從而就可能在村莊形成多數低齡老年人照料少數高齡老年人，高齡老年人生活質量大幅度提高，而低齡老年人通過提供照料服務獲得一定經濟補償和未來可用的“時間銀行”道德券的雙贏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