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方桌上，擺放著周恩來在1955年4月萬隆會議上發言的鉛筆手稿，如不是王秋仲提醒，根本看不出這是一件臨摹復制件。 
    手稿（復制部分）1300多字，6頁，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的手跡類文物復制性臨摹師王秋仲和徒弟呂雪菲，用了近十天的時間復制臨摹完成，書寫風格、筆畫輕重、字間行距，甚至原件書寫時的修改之處，復制臨摹出的作品與原件絲毫不差。 
一張方桌，一摞紙，一盤墨，幾支筆……很多手跡類革命文物的復制臨摹在這里完成。對于王秋仲來說，這是他的一方天地。

    懷敬畏心，讓文物“活”起來 
    王秋仲是1975年到中國革命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前身）工作的，一直從事革命文物文獻修復復制，今年1月，被中國國家博物館聘為終身研究館員。這是王秋仲在國博的第45個年頭了，他仍然工作不斷，熱情不減。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有大量革命文物，其中包含著作手稿、信件、日記、電文、題詞等等。 
    “這些手跡類文物，經過歲月的洗禮，有的文物原件的紙張早已泛黃發脆，為避免珍貴文物在長期陳列展示中受到損害，需要對原件進行復制，用復制件替代文物原件展出。”王秋仲說，“文物能夠保存至今，十分不易，我們要帶著敬畏之心，保護好，傳承好，讓文物‘活’起來。”在王秋仲看來，手跡類文物的復制性臨摹不論是從技術手法，還是從保護角度來講，都是文物保護工作的延續，它是一種更深層次的文物保護技藝。 

    “但復制不是復印，不能為了方便省事而湊合。”王秋仲強調。 
    博物館中展出的復制件，必須要“真”，才有資格代替原件展出，這既是對文物的尊重，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觀眾的尊重。 
   “如何做到‘真’，就是文物復制要依照文物的體量、形制、質地、紋飾、文字、圖案等歷史信息，基本采取原技藝方法和工作流程，制作與文物相同制品。”王秋仲解釋道，如原件是已經泛黃的紙，復制的用紙就需要先染色，然后再書寫。如廖運周書絲綢彩旗的復制臨摹，就要用絲綢。復制不是復印，有的博物館直接用原件的復印件代替原件展出，復印件的質地、筆跡等都與原件有明顯的差異。另外，為彌補館藏文物的不足，回饋文物捐贈單位或個人，進行館際交流、擴大受眾群體等，也需要文物的臨摹復制件。 
    從毛筆手跡、鋼筆手跡、鉛筆手跡的臨摹，到印刷類模糊件的描樣以及手繪圖案的復制臨摹，從材料處理、輔助措施到摹寫方法、修整方法……王秋仲用精湛的技藝，45年里復制性臨摹了3000多種，5000多件作品。包括“中國革命史”“近代中國”“世紀偉人鄧小平”“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等陳列展覽部分文物文獻的復制，為毛主席紀念堂、朱德紀念館、劉少奇紀念館、鄧小平故居紀念館、香港歷史博物館、中國航空博物館等文博單位復制相關文物文獻。 
用匠心，傳承革命精神 
    “佇馬太行側，十月雪飛白，戰士仍衣單，夜夜殺倭賊。”這是朱德在炮火紛飛的抗日戰場上寫下的一首膾炙人口的五言絕句《寄語蜀中父老》。王秋仲的臨摹復制件真實再現了原件，筆法形神俱似。 
    面對不同的作品，如何對書寫風格進行準確把握，并采用與之對應的筆法去完成，在復制中臨摹無疑是最難的。 
    王秋仲認為，要完美地完成復制臨摹，筆功是第一。要通過不斷學習和臨摹古人作品，完善對歷代書風的全面把握和提高自身的全面修養，這樣才能達到“形神兼備”。 
    王秋仲工作后，便開始學習書法臨摹，并向陳大章、范曾、周士琦等前輩請教學習。多年的堅持不懈打下了厚實的書法功底，在臨摹復制工作中對各種字體書寫的用筆方法能迅速地參悟領會、靈活運用。慢工出細活，匠心出精品。 
    要達到“形似”，需“從字看人”，透過筆法、筆勢、筆意、墨法上的個性化特點，以及字體、流派、風格上的諸多講究，對原跡書寫者的傳統書法修養形成初步印象和初步的適應。王秋仲詳細地講解道，朱德元帥的書法早年以柳公權書體為基，自20世紀60 年代起兼具黃庭堅書體特征，《寄語蜀中父老》字數雖然不多，但字字中宮緊結，四圍開張，平正力滿，筆墨蒼澀；尤以濃黑的干筆鋒為節奏，來平衡闊宕與飛揚的筆勢儀態，使整個字面透露出一種從容穩健、郁勃奮進的精神氣息。 
再“從人看字”，要通過查閱相關資料，了解書寫者書寫時的處境和心境，才能在摹寫中形成對應的可加以掌控的摹字技法或技巧。 
    “初觀《寄語蜀中父老》，全篇37個字有17個字的筆畫明顯加長，這種處理使我在第一感覺上即同蘭的意態聯系起來：朱德或是在以字為蘭，用蘭的意蘊追溯以往的戰斗生活，用蘭的境界告慰家鄉父老。”王秋仲說，“從這一角度看，這幅字是朱德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居敬律己的道德境界的真實寫照。當我帶著這樣的理解和敬意去臨摹時，很自然地就把認知感受同操作的輕重、快慢、虛實等，結合在一種表現意識上唯恐不及的驅動中，這樣摹出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情感因素與手上的功夫結合，是最好的技巧運用形式，往往可使墨像上的繁簡險夷得到更準確的表現，做到形神兼備。” 
    “在主動臨摹的過程中，有一個筆畫沒有寫好，就要重新寫。完成一幅成功的復制件，少則需要幾天的時間，多則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一些人看來，臨摹復制是冷寂枯燥的。王秋仲覺得是樂趣無限的。“從字看人”“從人看字”，不同的時空切換中，讓王秋仲有機會看到了不同的人生。 
    “我是讀著革命的回憶錄長大的，后來參軍，20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通過革命文物臨摹復制，逐漸加深了對黨的認識。每次對革命文物的臨摹都更深的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而串起來的故事，勾勒出了新中國成立不平凡的歷程。”王秋仲說，因紙質文物原件展出受限，臨摹復制件是講述革命故事，傳播革命精神的不可或缺的載體。“我從來沒有低估臨摹復制工作的意義。” 
    守初心，擇一事終一生 
    讓王秋仲欣慰的是，2014年退休后，接受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返聘，收呂雪菲為徒，傳承手跡類文物復制性臨摹技術。 
呂雪菲是一位80后女孩，8年前從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專業碩士畢業后，進入中國國家博物館文保院工作。她的生活對很多離開手機活不了的年輕人來說很難想象，隔絕浮世喧囂，安靜的從事毛筆、硬筆等手跡類文物的復制臨摹。在方桌上，她心無旁騖的工作著，筆的軟硬、紙的薄厚、墨的濃淡，筆勢關系、筆力虛實等盡在她的把握之中。在王秋仲眼里，呂雪菲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徒弟，她具備一名優秀的手跡類文物復制性臨摹師的所有特質。“她從小研習書法，筆功扎實，勤奮好學，細致耐心，求真務實，更重要的是她特別喜歡這份工作。” 
    作為手跡類文物復制性臨摹技術傳承的獨苗，王秋仲希望呂雪菲能夠盡快的成長起來。 
呂雪菲也從來沒讓師傅失望過，勤學苦練，經過長時間的實踐探索，復制臨摹的作品已經達到王秋仲“免檢”的標準了。 
至今，呂雪菲共臨摹手跡類文物100余種，130多件，200余頁，共計8萬余字，包括毛澤東信札（墨跡）、孫中山博愛橫幅（墨跡）、鄧穎超書信（鋼筆）、朱德四尺條幅（墨跡）、胡適科學概論講義（鋼筆）、陳獨秀行書對聯（墨跡）、魯迅手稿（墨跡）、烈士王器民遺書（墨跡）等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手跡類文物。時間從指間流走，精神在筆下留傳。 
    “‘為求主義實現而奮斗，為謀民眾利益而犧牲’，‘革命分子如無肯犧牲，革命是沒有成功的日子。我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犧牲，我的目的達到了。’這是王器民烈士《獄中給妻子的信》，這是一封遺書。在反復的臨摹中，我深刻理解了王器民的處境和心情，他堅守革命信仰和革命理想，為民族的獨立、人民的解放無私奉獻，直至獻出寶貴的生命，對妻子的交代和訣別，讓人淚目。”呂雪菲滿懷感觸的說，遺書的復制件通過展出，能讓更多的觀眾看到、感受到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跡，我們的臨摹復制工作就更有意義。 
    文物臨摹復制后，復制品與原件會一并交還，不同的是復制件背面會蓋上“復制”字樣的章，以區分原件，復制過程中的殘次品也會銷毀，不能留存。復制品在博物館、紀念館、檔案館等單位或展出或存檔，卻很少有人知道復制師的名字； 
復制師把時間、精力、筆法都投入到了臨摹復制技藝中，卻很難成為自成一派的書法家。 
    “復制不是創作，復制品里看不到自己，是因為早已把自己融入了其中。” 
    王秋仲說，雖然有時感覺自己兩手空空，但45年來從來沒想過要放棄或改行。擇一事，終一生。“看不見手藝，但能看得見傳承，這是奉獻，也是收獲。” 
    “希望我以后也能帶徒弟，堅守初心，傳承手藝，傳承精神。”展望未來，呂雪菲笑著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