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起源：

一般認為，陶器是隨著前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的定居生活而出現的。我國現存最早的陶器殘片出土于南方地區的一些洞穴居住遺址中，據碳-14測定，其年代距今約9000—10000年左右。

制陶的發明與人類知道用火有密切的關系，被火焙燒的土地或者粘土因落入火堆而變得堅硬定型，可能促使原始先民有意識地用泥土制作他們需要的器物。因此，就一般意義來說，制陶完全可能由不同地區的原始先民各自在生產、生活實踐中發現、發明，而不一定需要其他地方人群的傳授與教導。我國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文化與磁山文化的陶器和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河姆渡文化的陶器，不論形制、器類、工藝與裝飾都不一樣，顯然都是各自獨立發生的。

原始先民最先可能采用的制陶技術，大致有捏塑法與貼敷法等。過去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原始人類用涂抹泥土的竹、木枝條筐籃汲水，由此受到啟發，發明了在筐籃上敷貼泥土燒制陶器。這種說法雖引人入勝，但愈來愈多的學者對此表示懷疑。

他們認為，如果用這種方法燒制筐籃那樣大小的陶器，結果只能得到一堆瓦礫。因此， 人類制陶術的開端極有可能是燒制用手捏塑的小物件、小器皿，這樣的小件制品，即使在最簡陋的燒造條件下，也不乏燒成的機會。只有在多次燒制成功的鼓舞下，才會促使先民思考粘土原料的選擇與加工、成型方法的改進、燒成條件的改善，甚至專為焙燒陶坯的陶窯設計等等，從而燒制出器型比較大的陶器。

自70年代以來，我國境內的早期制陶遺跡屢有發現。通過對這些新石器時代早、中期陶器殘片的觀察，可以發現它們有泥片粘合的層理和陶片層理剝落的現象，這種現象最早被認定的是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遺址的四層，即河姆渡文化一期的陶片。以后在石門皂市遺址下層、大地灣遺址一期、河南密縣莪溝裴李崗文化的陶片，以及更早的江西萬年仙人洞、廣西桂林甑皮巖等洞穴遺址的陶片遺存。這些遺址的年代都早于仰韶、紅山、大溪、大汶口、河姆渡二期諸文化的年代，具有比泥條盤筑法更早、更原始的制陶術成型方法，文物考古工作者稱之為“貼敷模制法”或“泥片貼筑法”。筐籃編織成器的方法，很可能曾經啟發了先民使用泥條盤筑法制成大型容器的陶坯，但這已是較晚的新石器時代中期才出現和普及的了。

所謂泥條盤筑法，就是將拌制好的粘土搓成泥條，從器底起依次將泥條盤筑成器壁直至器口，再用泥漿膠合成全器，最后抹平器壁盤筑時留下的溝縫；或進一步一手在器內持陶墊或卵石頂住器壁，一手在器外持陶拍拍打，使器壁均勻結實，爾后入窯燒制。如若陶拍刻印有花紋，則器表形成一種裝飾花紋（即所謂“印紋”）。

輪制陶器是制陶術的一個飛躍，因為它所使用的簡單機械陶車可以看成現代機器車床的發端，它的出現提高了生產力，可能已有某種作坊與社會分工的發生。這種技藝的熟練使用，顯然要有長時間的鍛煉。在工藝上也意味著制備原料坯泥的巨大進步。因為輪制陶器要求坯泥品質均勻、細膩，并且有相當的濕強度，只有這樣，才能在陶車的慣性旋轉中利用坯泥的離心力，使器壁較薄、器形規整。

輪制成型，是在盤筑法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制陶技術，它借助于稱為“陶車”的簡單機械陶坯進行修整。在我國古文獻中，陶車亦稱為陶鈞，它是一個圓形的工作臺，臺面下的中心處有圓窩置于軸上，可圍繞車軸作平面圓周運動。將陶坯置于工作臺面的中心，推動臺面旋轉，便可用手或借助工具對器形進行整修。最原始的陶車可能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已經出現， 因為在相當于這一時代的遺址中有經過慢輪修整的陶器出土，雖然至今仍未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陶車遺物，但我國各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各文化遺址中，已先后出現的輪制陶器還是可靠的，例如山東龍山文化出土的蛋殼黑陶，其胎體之薄與器形之規整，只有輪制才有可能。根據山東省博物館復原仿制驗證，這種蛋殼黑陶，極有可能在車制成型時還使用了有支架的削刀，燒成時使用了類似匣缽的裝置。

上述幾種制陶術的發生、出現雖有先后，但它們只是反映了制陶技術的豐富與完善，并不意味著對先前制陶術的完全揚棄，許多制陶術仍為后代長期沿用。即使在現代，制陶已具備了機器制作的技術條件，手工制陶仍然用于生產藝術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