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敦榮：新時代高等教育研究更要發揮指引作用

（作者系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

近日，教育部發布了《教育部關于加強新時代教育科學研究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全面闡述了新時代教育科研工作的指導思想和要求，對教育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堅定信念、明確使命、開創教育研究工作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一、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已經成為“顯學”

高等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經歷了40余年的學科化歷程，從小到大、從較弱到較強，對推進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每年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以萬計，出版學術著作數以百計；數十家大學開辦了高等教育學博士研究生教育，開辦碩士研究生教育的更多；高等教育學術期刊數十種，入選CSSCI的就有近20種；高等教育研究機構近千所，盡管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數缺乏精確統計，但粗略估計專業研究人員超過5000人。所以，有人宣稱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國已經成為“顯學”，是有一定道理的。

我國高等教育研究不僅在理論研究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對高等教育實踐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更確切地說，高等教育研究對實踐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解釋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理論科普、高等教育政策論證和闡釋以及相關的工作研究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與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實踐的快速發展相比，理論研究表現出一定的被動性，有被實踐推著進步的現象。如高等教育實踐中一些大的行動往往不是理論工作者首先倡導的，而是實際工作中先有動議，或者先做出來的。如擴大高校辦學自主權的問題就是由幾位高校校長和黨委書記于1979年提出來的；被稱為“第二次院系大調整”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則是在經濟體制和政府管理體制改革后進行的配套性改革；高等教育“大擴招”更是高教界以外的人士倡議的。盡管在這些改革與發展付諸實施后，高等教育研究很快跟進，為實踐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支持，但客觀上講，高等教育研究的預見性不足，對改革與發展缺乏前瞻性的理論構想，更缺少能夠為高等教育實踐所遵循的具有廣泛適應性的學說或理論流派。

高等教育研究對實踐所發揮的作用與其學科化水平密切相關。高等教育研究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或稱應用性，實踐不僅為高等教育研究提供了研究對象和取之不盡的素材，而且為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提供了發揮實際作用的廣闊天地。在高等教育研究發展的初期，無論是研究人員的專業化水平、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科學化程度，還是高校干部教師和相關政府部門人員對理論的需求，都還處于較低水平，這種狀況客觀上制約了高等教育研究對實踐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需要理論指引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就在學人口規模而言，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達到了普及化的及格線。據統計，1949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人數只有11.65萬人，毛入學率為0.26%；1978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人數為228萬人，毛入學率為2.7%；2018年，全國高等教育在學總人數達到3 833萬，毛入學率上升到48.1%。縱向比較可見，數十年來我國高等教育不斷超越，滿足了數以千萬計的民眾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實現了千萬人民群眾夢寐以求的愿望，同時也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提供了數以億計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另外，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8年統計，全球高等教育在學人口總規模達到了2.236億人，歐洲高等教育在學人口總規模為2 889.83萬人，北美洲高等教育在學人口總規模為2 064.08萬人。如此看來，在世界高等教育總規模中，我國不僅超過了所有國家，是全球高等教育第一大國，而且我國高等教育規模超出北美洲國家之和近一倍，超出所有歐洲國家之和近1 000萬人。這表明就規模而言，我國高等教育的國際地位是無可匹敵的。另據我國教育部統計，2018年我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人，來華留學人數達到49.22萬人；改革開放以來，已累計派出留學人員585.71萬人，其中，完成留學回國人員達到365.14萬人。國際大學排名也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地位的變化，2004年，我國僅有5所大學進入QS世界大學排行榜200強，進入排名前100的只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兩所學校；2018年發布的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中，我國已有22所大學進入前500強，一批大學進入前200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6所高校躋身100強。這些數據表明，我國高等教育已經脫離了世界邊緣的位置，開始向中心轉移。就國際影響力而言，我國高等教育在世界的地位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

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研究發揮新的更大的作用。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我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科學知識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很顯然，總書記“更加迫切”“更加強烈”所指的不是量的需要，應當是高等教育發展的質量，是高等教育培養人才的類型和水平，這是對高等教育發展的更高要求。用更先進的理念思想和更富有效率的體制機制，消除制約高等教育發展的各種障礙，發展更富有內涵和特色，水平更高、質量更優的高等教育，是新時代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

規模上達到普及化水平不是終點，而是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起點。這既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高等教育自身發展的需要，還是履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責任的需要。從美國的經濟和人口規模看，要達到美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我國的經濟總量還應該在現有的基礎上增長兩倍以上；從美國勞動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比例看，我國還要培養4億以上的高等教育畢業生，也就是在現有的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的基礎上增加兩倍以上的高等教育畢業生；從美國接收國際留學生的規模看，我國還應擴大招收國際留學生一倍以上。不論是經濟總量的增長，還是勞動年齡人口中接受了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的改善，抑或是接收國際留學生的規模擴大，都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前景廣闊，任務艱巨繁重。建設現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構筑高等教育強國的堅實基礎，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培養一代又一代全面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缺乏理論指引是不可想象的。

三、新時代高等教育研究必須轉變研究范式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現狀。重于解釋，而且主要是用歐美的高等教育理論和思想解釋我國高等教育歷史發展和現實訴求，是我國高等教育研究的一種重要傾向。高等教育研究要發揮指引作用，必須轉變研究范式，立足中國大地，研究中國問題，提出中國理論，指明中國道路，創建中國學派，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等教育理論體系。

提高原創研究能力，厚植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理論。中國高等教育發展走過了一條不同于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與歐美國家相比，有共性，個性更加鮮明。在借鑒和吸收歐美國家經驗的基礎上，中國高等教育更需要有自己的發展理論指引前行的方向。研究機構要大力加強專業化研究隊伍建設，培育優勢研究力量，提高原創研究能力，建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論和流派。

聚焦重大實踐需求，提供高等教育發展的中國方案。中國學者有責任和義務提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案，高等教育研究要走出書齋，理論聯系實際，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圍繞中央關心、社會關注、人民關切的熱點難點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中國方案，發揮專業引領作用，推動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不斷取得新突破。

加強研究機構建設，培育中國高等教育研究的“國家隊”。借《意見》發布東風，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應加強研究隊伍建設，完善研究條件，搭建高水平研究平臺，不斷提高研究實力和水平。政府應遴選一批研究機構，采取專項支持建設方式，打造世界水平、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研究“國家隊”。

（信息來源：《中國高教研究》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