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高銘暄：塑造我品行的先生們

我已經年逾九十，站講臺的生涯已近七十載，培養法學博士六十多位，我的學生們，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但我曾經也是一名不諳世事的青年學子，我的求學從教之路之所以有所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黨和國家的培養支持，同時也得益于那些曾給我關愛、教誨的先生們。

中學時期，地理老師陳鐸民教我養成了帶本子、做筆記的好習慣，后來正是這個好習慣，伴隨我經歷了新中國刑法立法的全過程，這期間記錄留存下來的草稿筆記，今天已經成為見證歷史的珍貴資料。在北京大學學習期間，朱光潛、老舍、郭沫若等名家也都曾幫助過我，啟發過我。在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研究生期間，多位蘇聯專家也曾為我傳道授業，貝斯特洛娃、達瑪亨，至今我還能清晰地叫出他們的名字，眼前會浮現出他們的樣子。在這眾多先生里，我尤為感恩、懷念者，是兩位言傳身教、立德樹人的典范，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好老師”“大先生”。

在學習刑法路上，我的啟蒙人是李浩培先生。我是1947年進入浙江大學開始本科階段學習的第一學期刑法總則課的授課教師是時任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著名國際法學家李浩培先生。李先生本科就讀于東吳大學，后去英國深造，回國后任武漢大學法律系主任。抗戰勝利后，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為籌建法學院，將當時已經很有名望的李先生請來擔任院長。當時，由于刑法老師還未聘到，李先生就親自授課，他此前從未教過刑法，之后也再未教過，可誰想正是這次偶然授課激發了我對刑法學濃厚的興趣。我出生在一個法律家庭，父親從事司法工作，我的一位叔叔，還有我的大哥也都是搞法律的。因此，我從小對法律就有向往。聽了李先生的課后，我就暗地下了決心，好好學習刑法這門課。李先生講的刑法學特點是體系完整、內容生動，聽起來毫無枯燥之感。他的辦公桌上撂著很多外文書，辦公之余始終不忘孜孜不倦地做學問。每次上課的五六里路，李先生來回都是步行。都做法學院院長了還步行去上課，這當時就給我很大觸動。李先生在學術上也特別活躍，幾乎每月都有新的重要文章發表，自然地我就對他產生了崇敬之心。

李浩培先生是我一生的恩師。后來我自己從教后，我經常注意以身作則，率先垂范，關愛、尊重每一位學生，既奉行有教無類，又注重因材施教，這些都得益于李先生對我的影響。

如果說李浩培先生給我樹立了一個為學、為師的樣板，老校長吳玉章先生則成為了我為事、為人的典范。本科畢業后，我就被保送到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研究生，從此跨進人大的校門，大半輩子時光都留在這里。我攻讀研究生和參加教師工作都是在吳老任校長期間，吳老離世以后，他的光輝形象和諄諄教導始終鐫刻在我的心坎里。

吳老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十七年，為新中國建設培養了不可勝計的人才，毛主席曾稱贊其“一輩子做好事”，我本人就受惠于吳老很多。他諄諄地教育我們一定要認真學好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認為這是頭等大事，是基本功。在吳老影響下，我將他的教誨化作實際行動，從教近七十年來，總能跟隨時代腳步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此武裝自己頭腦，樹立堅定的政治方向和信仰。這是中國人民大學與吳老給我們打下的烙印。吳老在任校長期間，對教師要求很嚴，他嚴正地要求教師認真備課，不允許遲到早退，經常組織教師試講、聽講，聽取學生對老師的反映和意見。為提高教師學習俄語的興趣和水平，他特地從蘇聯請來俄語教師原汁原味地講授俄語課。我在吳老的感召和激勵下，也加緊了俄語學習。有一次，在學校組織的全校教師俄語考試中，我榮獲一等獎并領取了三百元獎金，是當時月工資的好幾倍！我在人大教學幾十年，上課從未遲到早退，就是得益于吳老制定的教學紀律。人大嚴謹的校風學風、高尚的師德師風也是在吳玉章校長從嚴辦學的精神下養成的。

既是師，亦為學，言為士則，行為世范，他們塑造的是品格、品行、品位，教授的是為學、為事、為人，只有一代又一代不斷涌現李先生和吳老這樣的好老師、大先生，我國教育事業才能持續地蓬勃發展，我們的民族才有不斷走向光明的希望。

（作者高銘暄，系“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原文刊載于《光明日報》2022年09月10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