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玉章：一輩子做好事

吳玉章是我國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歷史學家、語言文字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的第一位校長。他原名永珊，字樹人，1878年生于四川省榮縣雙石鄉蔡家堰，于1966年病逝，享年88歲。吳玉章的一生經歷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三個歷史時期。他一生堅持革命，堅持辦教育，獲得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評價，得到了人民的愛戴。毛澤東同志曾稱贊吳玉章“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一貫地有益于廣大群眾，一貫地有益于青年，一貫地有益于革命”。這正是吳玉章一生的寫照。

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廣大的人民吳玉章少年時期就立志將來要“做點有益于人有益于國的事情”。而他一生中所鋪就的革命之路，的確不負此崇高理想。

吳玉章是革命的擁護者、宣傳者和實踐者。1903年他浮槎東渡留學日本，后來不僅加入中國同盟會、創辦了《四川》雜志，還從事有組織的革命活動。吳玉章投身革命，組織共進會，參加廣州起義，領導四川人民的保路運動，策應促成了武昌起義的成功。在辛亥革命中，吳玉章堅定地追隨著革命領袖孫中山，參加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工作。吳玉章還參加了“二次革命”、“護法運動”等革命活動，也因此受到袁世凱的通緝。吳玉章在1913年流亡法國，到巴黎法科大學學習，回國后又在北京、四川等地繼續著革命的斗爭。

在走過曲折的道路后，1925年吳玉章經趙世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無產階級先鋒戰士。他的浩然氣節從未被革命的艱險所磨滅。在曾家巖50號我黨的一次會議中，吳玉章看到窗外有人影晃動，他敏銳地察覺到有人想竊聽會議內容。果然一個國民黨特務軍官探頭進來。吳玉章憤怒地斥責：“我斗爭了幾十年，什么人沒見過！不要說一些小特務，你們的孫元良、蔣介石，我也要當面訓斥他！”幾句話使得軍官無地自容，紅著脖子縮頭下樓走了。

吳玉章革命立場堅定。1938年4月，吳玉章從歐洲回到了戰火紛飛的祖國，奉命前往國統區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當年年底，在國民參政會后，蔣介石趁機拉攏吳玉章，兩次利誘他回國民黨作強有力骨干。吳玉章斬釘截鐵地回應：“我深知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社會發展的唯一正確道路，對于這一點我決不動搖，決不會二三其德！”蔣介石啞口無言，只得悻悻而退。

吳玉章為革命犧牲了小我。在悼其亡妻游丙蓮時，他以悲痛絕然的筆觸寫道：“親愛的丙蓮，我們永別了！我不敢哭，我不能哭，我不愿哭。因為我中華民族的兒女犧牲得太多了！哭不能了事，哭無益于事。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廣大的人民，以慰你在天之靈。”回顧前半生崢嶸歲月，吳玉章深知，于己于國，什么才是正確的選擇，他也畢生堅持著這一選擇。

歷史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吳玉章在史學方面深有造詣，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最早運用唯物史觀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之一。

吳玉章于三十年代到蘇聯東方大學任教，編成《中國歷史教程》、《中國歷史大綱》作為教材。在中國近現代史學史上，《中國歷史教程》屬于唯物史觀學派少數拓荒性的著作之一。吳玉章還以自己的革命經驗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成了《論辛亥革命》、《歷史文集》等歷史論著。吳玉章以歷史發展共同性和特殊性的辯證統一作為自己治史的原則思想。他說：“歷史發展的規律，有其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因此，說到一般的共同性外，一定要把握它的特殊性。”“我們雖然是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方法來研究歷史，但卻不可拿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來代替歷史敘述。”他所強調的這一原則影響很大，范文瀾即把這一觀點運用到了他最主要的學術觀點“西周封建論”中。吳玉章還對《中國通史簡編》的編撰工作給予了很大的指導，在指導思想、史料選用、編輯體裁上都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

新中國成立后吳玉章被推舉為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籌劃和領導了史學界許多重要活動，為發展中國歷史科學做出了重大貢獻。當時已經年逾八十的吳玉章在主持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時說：“歷史是一門老老實實的學問，是不能偷懶和取巧的。”吳玉章對史學的關注和熱愛一直未消減。

我必須堅持文字改革文字改革是吳玉章畢生從事的革命與教育事業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1931年在蘇聯任教期間，他就與瞿秋白等人一起探討文字改革問題，從《中國拉丁化字母》開始了中國文字拉丁化的初步嘗試，并幫助旅蘇的十萬華工進行文字掃盲。在他的推動下，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931年召開。會后短短幾年時間，全國范圍內就興起了新文字運動的熱潮。吳玉章曾任邊區新文字協會會長，他回到延安后，在陜甘寧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中利用新文字進行掃盲，提高工農文化水平。他創辦《新文字報》、《新文字叢書》等書刊，并把過去的研究成果整理為《新文化和新文字運動》等著作。

新中國成立后，吳玉章直接領導我國文字改革工作，先后任中國文字改革協會理事會主席、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他大力推廣簡化字，制定普通話標準，身體力行地前往多個省市推動漢語教學。在他的努力下，簡化漢字與漢語拼音方案在群眾中試教、試學、試用，逐步推行了起來。吳玉章始終把普及教育、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作為文字改革的目標。“我已經八十歲了，從小習用漢字，如果單為個人，完全不必提倡文字改革，然而為人民大眾和子孫后代，我必須堅持文字改革，為它奮斗到底。”吳玉章在1958年全國政協上作報告時說。這樣厚重溫暖的胸懷，來自身為文人的擔當，更來自對國家對人民深切的愛。

用心辦好人民的教育吳玉章一生辦學，把教育事業作為革命事業的一部分。他早年參加和組織了留法預備學校的工作，擔任過成都高等師范學校校長和重慶中法大學校長；抗戰時期，吳玉章擔任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和延安大學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他擔任華北大學校長。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適應經濟恢復和建設的需要，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國人民大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吳玉章被任命為校長。

中國人民大學建校之初，吳玉章四處奔波，多方聯系，解決校舍等硬件問題。他帶領教師、干部邊干邊學、初步建立了一支能擔負行政后勤和教學工作的教工隊伍。在緊張籌備后，中國人民大學于1950年10月3日正式開學，揭開了由中國共產黨親手創辦社會主義新型正規大學的新篇章。

在招生問題上，吳玉章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向工農開門。吳玉章對這些學員十分關心，組織學校為其設計教學方案，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使工農學員都能順利完成學習任務。

吳玉章從始至終都正確地貫徹著黨的教育方針。他主張辦學要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辦學的指導方針，要求學生“都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以便完成“培養新中國的各種建設干部的任務”。

吳玉章一向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為提高教師教學水平和教學質量，吳玉章經常組織試講，他也經常親自講課，并召開學生座談會聽取學生意見。吳玉章主張教學相長，為人大培養了師生間密切聯系、相互尊重學習的優良風氣。

吳玉章堅持從嚴辦學，為學校制定周密的計劃，尤其注重教學計劃的準確與詳實。他制定了嚴格的組織紀律，他不允許任何無組織無紀律的現象發生。一次一位教師來上課時遲到了五分鐘，隨即受到了全校指名通報批評。他嚴正道：“教師上課要準時到課堂，這正如學校要求學生準時上課一樣，如果都可以隨便遲到或不上課，這個學校就辦不好了。”人大嚴謹的學風是與吳玉章校長的言傳身教斷然不可分的。

在五六十年代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浪潮中，中國人民大學在吳玉章的主持下仍努力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即使在“左”的錯誤嚴重沖擊下，依然想方設法地保護了一大批教師。在1960年8月下旬一次批判教師的會議上，當時已82歲高齡的吳玉章親自到場，雖體力難支，卻整整在會場聽了半天。會后他沉痛地說：“不能這樣批判同志嘛！”吳玉章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在盡力地保護人大的教師。思及吳玉章的愛護，許多教師和學者都懷著一份厚重的感激。

吳玉章曾寫下這樣一首自勵詩：“春蠶到死絲方盡，人至期頤亦不休。一絲尚存須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疇。”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高度概括，也足以使人銘記他為黨為人民無悔而偉大的奉獻。